土地财政与分税制一个实证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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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颖一等人的研究则表明，这种促进作用是通过地方政府的区域竞争模式实现的。 有些学者更进一步发现，如果以财政支出法来衡量分权程度，那么无论是在财政包干制还是分税制体制下，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增长几乎都可以用财政分权的理论加以解释。 这些研究对于我们从中央―地方关系理解地方政府行为大有裨益，但是对以下两个问题的回答尚不够充分。一是在中国，传统财政分权理论的前提如要素自由流动、用脚投票等条件并不存在，地方政府展开的竞争如何成为一种良性的或者是趋好的竞争racetothetop？二是这些专注于中央―地方财政关系的研究忽视了中央―地方关系在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所产生的巨大变化。从收入角度看，1994年分税制改革显然是一个集权的而非分权式的改革，这与分权和经济增长的解释机制有内在冲突。这又给地方政府行为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 对于第一个问题，学术界一直没有给出一个确定的答案。实际上，有些学者认为传统财政分权理论的前提对于大部分发展中国家来说其实是甚为苛刻的，在一般条件下都不成立。在这些国家，财政分权不但不会促进经济增长，反而会滋生腐败中国社会科学；张晏、1期。 问题。 在中国，地方政府竞争更多出于政治晋升的目的而非居民福利。 第二个问题则涉及对分税制的性质判断的问题。如果从收入角度考察，分税制无疑是中央政府集中财政收入的行为，与财政包干制有着本质差别。实际上，分税制改革正是针对财政分权产生的问题而进行的制度变革。 有学者从财政集权的角度考察1994年分税制实施之后的中央―地方关系，认为分税制这种收入集权的改革对于地方政府行为有着决定性的影响，使地方政府的援助之手变成攫取之手。 本文拟从第二个问题即分析分税制的性质及其对地方政府行为的影响入手，尝试从此方面推进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解释。陈抗等学者对分税制为什么应被看作是集权性质的体制有过一些论述，但是对于分税制如何导致地方政府对土地收入的依赖尚缺乏机制性的分析和讨论，同时，他们的研究与其他许多研究一样，偏重经济总量而非对土地收入的分析。本文沿着这一思路，对地方政府和土地财政的关系进行实证性的解释。 二、从工业化到城市化：以地生财的新发展模式1.财政包干下的工业化发展模式中国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的发展，以1990年代中期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 在前一阶段，随着农村改革的成功和乡镇企业的发展，中国兴起了改革开放后第一轮工业化的浪潮。从图1可以看出，工业对GDP的贡献率以及工业对GDP的拉动作用在1994年均达到高峰，分别从1981的14.7％和0.8上升到1994年的62.5％和8.2，此后则分别稳定在50％和5左右的水平。在这两个阶段，分别出现了两次低谷，则分别与1989年事件和1998年亚洲经济危机有关。上一页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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